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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华人巨富之殇:欲融入主流社会成出头鸟

日期:16.12.2012 12:33:25 来源:欧华热线   【字体:

  从某种程度上说,高平白手拓荒继而雄鹰折戟的故事,浓缩了几代青田华商无法融入西班牙主流社会的悲凉。2012年10月底,《商界》记者兵分两路,一路在西班牙采访,一路去到高平家乡,试图解读最真实的高平和他的海外闯荡之殇。
  西班牙当地时间10月16日凌晨五点多,天刚蒙蒙亮,身穿反恐制服、戴着黑色头套的西班牙警察就撞开了高平家别墅的大门。事发突然,一向注重形象的高平甚至来不及换身体面的行头,就不得不面对警察事先通知随行的数十家西班牙媒体的镜头。他以手掩面,狼狈不堪。
  他曾是西班牙媒体的宠儿,被誉为“股东大王”和“创造老板”;他更是当地华商的标杆,其执掌的西班牙国贸城集团是当地最大的小商品批发中心,为来自他家乡青田的绝大部分华商供货。2011年,国贸城集团公布的销售总额高达2亿欧元。
  2012年,高平正当四十。没想到,他的名字却与偷税、洗钱甚至团伙犯罪联系在一起。他的被捕,引发了当地华商的巨大恐慌。
  “倒爷皇帝”
  马德里当地人戏称高平为“倒爷皇帝”。或许正因为此,西班牙警方将这次抓捕命名为“皇帝行动”,并声称高平“有可能是”西班牙有史以来最大一宗洗钱和逃税案件的主脑。
  高平的别墅位于马德里Somosaguas富人区,算得上马德里华人中最显赫的别墅,据说曾有两任西班牙首相居住于此。2012年10月16日当天,高平和他的妻子从这栋别墅中被带走。而事后经西班牙媒体浓墨重彩渲染的最震撼的现场视频,就是警方利用警犬,从高平家别墅中的打印机、浴盆和地下暗格搜出的一捆捆50欧元面值的现金,装了差不多满满一辆购物手推车的现金,据说有950万欧元之巨!
  对西班牙人来说,首当其冲的震撼就是,中国人太有钱了!紧接着问题来了,这些钱从何处来?
  而当消息传回国内,在高平的家乡浙江青田,当地人第一反应是掏出手机马上与自己身在西班牙的亲朋联系,询问他们是否受此事牵连。
  这并非杞人忧天。与抓捕高平同时进行的,是500多名警察突袭位于马德里的Fuenlabrada仓库区,对聚集在这里的华商住家展开地毯式搜查和逮捕。“有人开门的冲进来先把人控制住,没人开门的就破门而入,没有什么说明和解释,直接行动。”
  事实上,海外华商素有抱团传统,“青田帮”更为明显。青田是著名的侨乡。西班牙17万华商中,有7万来自青田,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在经营小百货商店,几乎都与高平执掌的西班牙国贸城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裙带关系,是青田华商的固有色彩。
  高平的老家位于青田县东源镇项村村,兄弟三人,高平排行第二,家境贫寒。他原名项乐平,十八岁时为争取西班牙签证,他和他的大哥先后改姓更名,只为能以一个“合适”的身份争取到西班牙签证,开启淘金之路。像高的大哥,就是以自己姐夫儿子的假身份,以投奔“父亲”为由去的西班牙,高平的情况与其类似。
  在同期赴西班牙的青田年轻人中,高平算得上刻苦精明。初到异地,最难过的就是语言关,然而别人要六到八年才能基本掌握的西班牙语,他边在亲戚家开的餐厅里做厨师边背单词,三四年就已熟练运用。正是凭借这样的毅力以及亲友的帮助,高平很快拥有了自己的快餐连锁店,又趁热打铁开出“百元店”,类似中国的小百货商店。
  如果说此时,高平走的还是与他的青田前辈们相同的道路——餐厅、百元店两种经营业态在过去几十年一直是西班牙华商们最主流的选择,那么遥远的中国正在腾飞的经济,无疑让高平触摸到了另一种潮流。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制造”异军突起,新生代的旅西华商迎潮流而上,与国内诸如义乌、东莞等制造业发达的生意人牵头,首开小商品贸易先河。自此,华商们的财富累积速度不再是之前能够比拟的。1995年,高平成立贸易公司初试锋芒。继而2000年,高平进一步与另外几位青田籍华商商议组建国贸城集团。
  高平的构想是,将西班牙境内的中国籍百元店主、超市主召集起来,签订一个“君子协定”。店主们以入股的方式成为国贸城的股东,同时认定国贸城为他们的进货方,拿货优惠,接受国贸城的统一管理、统一配货。
  这种合作形式虽然松散——国贸城不介入每家店的具体经营,但对利润不高的批发行业来说,规模就是生命。国贸城集团因此迅速建立,几乎呈爆棚式发展。
  到2011年底,除稳定为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9000余家固定商户供货外,国贸城的批发销售范围还辐射到葡萄牙、希腊、波兰、德国以及南美各国。经营范围遍及服装、箱包、针织品、化妆品、厨具、文具、办公用品、玩具、小家电、生活日用品等等,超过10000个品种。
  “如果说其他商人的货运抵达码头后还要分拣,那国贸城的货就是直接用大货车倒进仓库的”,“高平和他的国贸城基本上控制了西班牙大半的小商品终端的供货”。
  尽管高平在国贸城的持股比例仅为10%左右,他仍被推举为集团董事长。除了他为人仗义,员工信服,管理能力不俗外,也许更重要的是,高平是媒体宠儿,是政要的座上宾,他就是集团的活招牌。外人眼中,国贸城就是高平,高平就是国贸城。
  抱团与突围
  从某种程度上说,高平赴西班牙,打工、创业继而做大,都得益于“青田帮”的抱团。然而之后呢?
  记者在马德里了解到,在西班牙的华商绝大多数是经营“百元店”和餐厅的小营业主,他们大多来自浙江青田及附近地区,雇工也主要来自国内当地。也就是说,从生意链上的采购、生产、运输到销售,全是在老乡之间进行。不仅如此,就连衣、食、住、行在内的整个生活圈都不用和当地人打交道,甚至电台、报纸都有为华人提供的中文服务。由于语言的障碍,他们不愿意,也不用和当地人交流。久而久之,连从国内其他地区去的华人,他们也都习惯性地排斥。这虽然方便了“青田帮”在西班牙当地落脚,但却丧失了与其他族群沟通了解的机会。
  高平不同。在熟识的人眼中,他“外表温文尔雅,内里却张扬激进”。他迫切想要融入西班牙当地主流社会,他需要突围。
  在他看来,欧洲人认为你贸易做得再大也只是个普通人,贵族阶层才是社会精英,才能登上主流媒体,而贵族阶层大多从事艺术行业。为此,在国贸城集团成立后不久,高平竟选择了一条老一辈华商鲜少走的路子——做艺术投资。他先后创办伊比利亚(北京)当代艺术中心,《艺术与投资》中文杂志,《ARI IN CHINA》英文、西班牙文双语杂志以及开设了两家画廊与一家艺术品拍卖公司。2007年至2008年间,高平还赞助了马德里的一支足球队。
  就这样,高平迅速成为了一个社会活动家,比如上课和演讲,随着企业越做越大,学习欲强却只有初中文凭的高平,报读了国内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多所大学学习班,恶补管理学知识。他频繁回国参加学习,一课不落,听课极为认真。不知何时起,高平还做起了青年导师,穿梭于国内各大院校,给大学生们演讲,“这也是他最近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通过这些“副业”,高平在西班牙华商中名气渐长,当地主流媒体的报道更让他成为明星侨商。西班牙华人企业联合会举荐他出任执行主席,他成为浙江省第十届政协委员,获得西班牙政府颁发的“中西文化交流杰出贡献奖”。最为当地华商津津乐道的是2007年,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高平被钦点为随行人员。高平被捕之后,他与国王的合照还在当地媒体上被热炒。
  一方面,高平的这些突围之举让他完成了身份的三级跳,当地名流,政府官员甚至是西班牙国王纷纷与高平结缘。外人觉得,高平拥有了其他华商无法比拟的政商关系。
  另一方面,高平的名气也反哺于国贸城的生意。由于高平名声在外,义乌等地的供货商即便面对国贸城更低的要价,更长的回款周期,但因为购货量大,加之高平这块金字招牌保障,都愿意拿大批货给国贸城,这对现金为王的批发集团至关重要。
  至此,高平乃至国贸城集团的大动作几乎颠覆了西班牙人几百年来对华侨固有的呆板印象,感叹“他们竟把不起眼的个体经济做到成网成片”。
  然而高平的突围之举究竟是出于他张扬激进的性格,个人身份认同的需要,还是他对国贸城商业运作的冷静思考?这已经无从解答。
  无论如何,高平的这些行为在老一辈华侨看来都是危险的。经历过无数浪潮洗礼的他们,深知“枪打出头鸟”和“树大招风”的道理。在他们看来,高平“办事高调,无所顾忌,不大懂得自我保护”。更何况,“你高调也没有关系,但必须让自己在西班牙法律面前滴水不漏,不被抓到任何把柄,但你做得到吗?”

  青田宿命
  显然,高平做不到。他可能永远无法摆脱自己的“青田”烙印。
  高平的出国经历几乎是绝大多数旅欧青田人的共同起点:闯出去,翻山越岭偷渡也好,办个旅游签证过期不回当“黑户”也好,只要留下来捱到脚跟站稳就行。“每个青田华商身上都有灰色操作的部分,要么自己是灰色出境,要么就是协助亲朋。”这是青田色彩,也是青田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高平从迈出国门的那刻起,风险与危机已经如影随形。
  像高平这样闯出去的青田人往往被视作家里的希望,希望的意义有两层。第一层是传帮带,也就是帮助还在国内的青田人出去,这点高平没有让家乡人失望,在西班牙逐渐站稳脚跟后,高平不止一次协助亲朋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去到西班牙。
  第二层是经济上。初到异国,虽然高平们最初大多在亲戚朋友开的餐厅里打黑工,工资并不高。但因为欧元与人民币间的汇率差,每月500欧元的低工资,拿到号称“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贫困县青田却抵得过当地人一年的收入,也就是说,只要把钱寄回去就能改善家里的状况。后来高平们做大,对家乡青田的反哺更甚。
  可是问题又来了,钱如何回去?
  银行并不总行得通,就算你拥有合法的居留证,西班牙法律有规定,个人存款超过3000欧元需填写金额来源,华侨每人每年可寄出外汇不得超过5000欧元,即便是回国,随身也不得带超过1万欧元。对做大了的华商来说,问题还不止于此。西班牙移民环境宽松,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过逾6次大赦,过万青田华侨因此获得合法经营权,但西班牙税率却不低,交易税达到21%,还都由卖家承担。照一些华商的说法,如果他们都严格缴税,对利润率本就只有百分之十几的批发行业来说,要想生存都很艰难。于是,逃税在华商中其实是很普遍的做法,具体手法与国内企业类似,如少报营业额,不给发票,报关时少报进货额等等。
  正因为此,由于前端涉嫌作假,华商们之后赚得的收入,明显与西班牙当地相关部门记录在案的数据存在出入——报关时10万欧元的货却挣了20万欧元货才能有的利润,这些钱不能存银行,也不能在当地使用——警方会随时抽查你的消费与收入是否匹配,况且大多数华商需要把钱送回国内,无论是用在国内进货也好,赚取汇率价差让自己和家人享受生活也好,总之要想方设法送出去。
  就像一段水管,进水的一端口径很大,出水的一端却很小,要想多取到水,只能在法律允许的出水端外另辟蹊径。由此,在西班牙,转移外汇的地下钱庄或类似灰色操作,连同华商喜欢携带现金的习惯,几乎成为当地人与华商之间公开的秘密。
  这当中自然也包括高平。他试图从文化上融入西班牙当地主流社会,却无可避免地在商业规则上因循了“青田帮”的轨迹。
  也许生意做得越小,被发现被查处的几率也越小。但此时高平生意越做越大,声望日隆,俨然已成“出头鸟”。
  事实上,“皇帝行动”并非毫无征兆。2011年,西班牙警方策划了一次“龙行动”。那一次,警方在瓦伦西亚码头截获一批走私烟,顺藤摸瓜捣毁了一个以青田籍华商为头目的专业“走货”组织。该组织通过贿赂西班牙海关和虚假报关,将原本价值100万欧元的商品,虚报为20万欧元,以此逃避关税,并将所得黑钱分散藏于运货的汽车或火车中,用货物作掩藏送回中国,或在税务天堂清洗。据说,当时就有线索指向仓库区最大的批发商——高平旗下的西班牙国贸城集团。
  而在高平被捕之后,警方对他“偷税、洗钱及有组织犯罪”的指控,似乎也印证了这一切。西班牙媒体披露,“至少200家西班牙公司曾经通过以高平为首的犯罪组织洗钱。西班牙公司把款项存入在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以及瑞士等法律宽松的国家开的账户,当这些公司需要兑现他们在海外的资金时,犯罪组织直接从西班牙付现金给他们,与此同时,西班牙商人向高平与其组织在中国的银行账户转入对等金额。这样一举两得,西班牙商人不通过任何税务监督就获得了现金,而中国犯罪组织则获得了资金用来在中国进货。此外,犯罪组织每笔交易会获得3%~5%的利益”。
  
  宿命吗?也许。以励志故事开场的高平们,这些白手拓荒的海外华商,或者是因为自身无法摆脱的灰色轨迹注定要以悲剧收场,更或者,是因为他们始终无法融入当地主流社会。
  在外人看来,高平在西班牙当地的政府关系可“通天”。然而高平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告诉记者,“高平喜欢在各种公众场合直言不讳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尤其是那些官员和大人物集中的场合,非常不会保护自己。”
  有观察者表示,近年来,西班牙经济危机深重,无能为力的当地政府因此将精力收回国内,试图通过对内整治扭转颓势,而他们的目标自然多放在潜规则横行的华商经济体。很多侨商因此纷纷收拢锋芒,低调行事,而高平却仍旧频繁曝光于聚光灯下。
  在10月16日的抓捕行动完成后,西班牙警方曾宣称:早在两年前就盯上了高平和他的国贸城集团,“皇帝行动”计划早在几个月前就确定,行动当天稍早些时候甚至提前邀请多家媒体蹲守行动区,以便全程记录行动过程。
  因此事后更有人猜测,当时正值西班牙大选,政府班子换届,高平的“关系”是否在换届中换掉了?又或者是说,因为高的某些高调之举不经意间已经破坏了这种关系?答案,恐怕连高平本人都不清楚。
  今年7月底,也就是西班牙警方确定“皇帝行动”的时间,高平回了趟国。近年来,高平频繁往返国内与西班牙之间,一年到头,呆在国内的时间差不多跟西班牙一样多。显然这成为了西班牙警方决定在10月采取行动的诱因之一。他们认为高平如此高密度地回国,有转移资产,年底“撤退”的重大嫌疑。
  事实上,7月这次回国,高平为的是主持国贸城集团在家乡青田分公司的开张仪式。开张当天,他携全体员工在当地最好的酒店举行发布会,当地多名政界人士出席,觥筹交错,宾主尽欢。
  高平出事后,记者试图联系当天出席仪式的几位人士,未果。没有人再愿意主动谈起自己出席了那次活动,有的原本与高相识的朋友,在10月16日以后,就立即删除了通讯录上高平的电话,否认曾与高有过深交。一位西班牙当地侨领甚至告诉记者:“跟你说句真心话,现在你去问,任谁都不敢跟你说,知道也不会说,目前直接与高平有过生意合作的青田籍商人大多已上了西班牙警方黑名单,即便只有过资金往来的商户,都有可能进一步接受调查。”
  所谓树倒猢狲散,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现在,就连高平老家项村村的老乡似乎也不能理解他了。不久前,在一次与省里领导的谈话中,高平对对方说打算回报老家项村村,让家乡人得享他的奋斗成果,而建厂太污染环境,他拟投入几个亿开发旅游业。此外,还答应赞助修建敬老院和村政府大楼。不料在落实过程中,家乡老人以一种朴素的小农思想予以抵触,“收了田我们就失去保障,说发展旅游业,要是之后发展不起来我们怎么办”,还有村民抱怨,投那么多钱不如发一点下来,“高平在外面那么风光,却只有几年前给每户发过几百元”。抱怨之声此起彼伏,高平的计划最终搁浅。高平出事之后,项村村甚至有人在暗暗估算,高平偷逃的税费该达到什么量级,会获刑多久。
  然而,最让记者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位老乡,他应该是整个村里与高平家最为熟悉的了,他曾是高平父亲的同学,看着高平长大。在好不容易决定与记者谈话前,他问记者了解高平的目的,记者告诉他希望尽可能还原真实的高平。他迟疑了下,说他会把知道的告诉记者,但请记者一定不要乱写,他说高平有今天不容易。
  不容易的岂止高平。跟高平有着千丝万缕生意关系的青田华商都在忐忑不安地观察西班牙警方的下一步动向。而截至记者发稿,高平仍不能保释。据说,中国方面已成立专门小组,协助高平家人应对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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